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
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
大人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着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
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
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
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
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
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
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
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的味道。
我以为，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
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
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
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
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
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
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
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
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
妈妈开始在深夜里，反复地拖地。
一遍，又一遍。
木柄的拖把，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催眠般的声音。
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混乱的脚印，一并抹去。
钱的缺口太大，妈妈开始回乡下。她没有让我跟着去，每次都是一个人，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舅公家。
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
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带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草和酱油混合的味道。
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
她什么也没说，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人聊天时，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蕾蕾啊，不是舅公不帮你，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我刚给他填了窟窿……这点钱，你先拿去应应急。”
舅舅程伟，是在那之后不久，不请自来的。
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
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
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
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
他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
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
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
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
我们家那股干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
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
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着酸臭味的汗衫。
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
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
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
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
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
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
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
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
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
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穿着睡衣，正在嗑瓜子。
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也老了一些，头发油腻腻的。
看到我们，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她说：“爸病了，脑溢血，在医院。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
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何斌挠了挠头，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蕾……程蕾啊，”他搓着手，语气里满是为难，“不是我不帮……你看我这，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前阵子刚添了个小的，到处都要用钱……”他指了指里屋，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一万块，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他叹了口气，“我现在……自己也是一身的债。”
妈妈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她看着他，这个她曾经的丈夫，我名义上的父亲。
那个男人，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最终选择了退缩。
他把头埋下去，不敢再说话。
妈妈沉默了。她站在那间昏暗、油腻、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身体站得笔直，像一株濒死的白杨。
过了很久，她牵起我的手，转身就走。自始至终，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流一滴泪。
回去的路上，雨又下了起来。我们俩都没有带伞。冰冷的雨水，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格外狼狈。
回到家，她把我安顿好，让我自己写作业。然后，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很久很久都没有停。
那晚，她没有做饭。
这是我记事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
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
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睡衣，躺在了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饿着肚子，不敢去打扰她。我只知道，她所有的路，似乎都走到头了。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她的脸色很差，嘴唇干裂，但眼神，却恢复了一种令人心悸的、死水般的平静。
她没有给我冲麦乳精，也没有卧荷包蛋。
她从那个装有《离婚协议书》的木箱最深处，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崭新的丝质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
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很久很久。
当我再次看到她时，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那身衣服，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也陌生了许多。
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口红，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不那么张扬的红色。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帮我理了理衣领。她的手指，冰冷得像冬天的铁。
她看着我，露出了一个微笑。那是我见过的，最悲伤，也最陌生的微笑。
她说：“何晨，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在家，要听舅舅的话。”
然后，她站起身，没有再看我一眼，拿上她的布兜，走出了家门。
那天，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而是罕见地，在路边，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
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
我知道，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和钱有关。
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舅舅立刻迎了上去，脸上堆着讨好的、急切的笑，声音压得像蚊子叫：“姐，怎么样？事……办成了？”
妈妈没有看他，甚至没有换鞋，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把手里的布兜，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
布兜的袋口没有系紧，里面的东西，因为惯性，滚了出来。
那是一捆钱。
崭新的，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红色的大团结。
那一捆钱，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油腻的方桌上，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散发着一种近乎妖异的、刺目的光芒。
我和舅舅都看呆了。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那红色的光，似乎带着一种魔力，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
舅舅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去摸那捆钱，但手伸到一半，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猛地缩了回来。
他抬头看着妈妈，脸上的表情，敬畏多于喜悦。
“姐……这……这是……”
妈妈依然没有说话。
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
她洗得很用力，很慢，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极其肮脏的东西。
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蜂花”牌檀香皂，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每一个指甲缝，直到手背的皮肤，被搓得通红。
那晚，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
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被供奉在我们家最深的秘密里。
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不敢再问。
而我，则从妈妈那晚冰冷的眼神里，读懂了一种不容触碰的威严。
我们都默契地，将这个话题，埋在了心底。
外公的病，因为那笔钱的及时到位，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
医生说，只要后续康复跟得上，就有希望站起来。
家里的气氛，除了妈妈之外，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甚至开始在饭桌上，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
每当这时，妈妈就会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然后，里面会传来巨大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只有妈妈，依然沉默着。
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投入到对“整洁”的维护中。
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被罩、窗帘，全部拆了下来，泡在巨大的搪瓷盆里，倒进去半袋洗衣粉，反复地搓洗、漂白，直到它们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都放进开水里煮，一遍又一遍。
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跪在地上，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都擦拭得干干净净。
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上了发条的机器，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悄然蔓延的“不安”。
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
原本就清瘦的脸颊，微微地凹陷了下去，显得那双眼睛，更大，也更空洞了。
她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筷子夹着一根青菜，悬在半空中，许久都不动一下。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
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人。
谁的报表有错漏，她会默默地拿过来，重新核算；谁的业务不熟练，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
她成了整个科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
同事们都开玩笑说：“程蕾啊，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人炼啊。”
每当这时，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不解释。
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突兀，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
有一次，妈妈下班回来，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看起来很高级的牛奶，和一小袋核桃。
她把牛奶热了给我喝，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放在小碗里。
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低声说：“是……是局里工会，看我们家困难，特别照顾的。”
我信了。因为那牛奶和核桃，都带着一种“组织关怀”般正确的、无可挑剔的气息。
还有一次，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硬壳封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
那本书，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是内部学习资料。
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每天晚上，都会在灯下研读。
那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苍劲有力的赠言，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把那行字给贴住了。
这些东西，就像一滴滴温水，悄无声息地，持续不断地，注入到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