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公的病情彻底稳定，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才找了个借口，回了乡下。
他走的时候，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里的几块钱零钱。
妈妈发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倒了半瓶花露水，然后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人形印记的地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她没有抽烟，也没有发呆。
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书的封面。
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那里面，有感激，有敬畏，有不安，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后，不敢松手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那捆钱所开启的，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一扇妈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
那个漫长而又混乱的夏天，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落下了帷幕。
外公出院后，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
据说，外公虽然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说话也含含糊糊，需要人长期在身边伺候。
舅舅以此为由，向妈妈又“借”了两百块钱，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然后就带着外公，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舅舅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
那股盘踞已久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终于被秋日干燥的风所吹散。
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擦拭、晾晒。
当那股熟悉的、干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我才感觉到，那个夏天，真的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妈妈不再深夜拖地，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
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模样，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
只是，她比以前更沉默了，也更忙了。
她桌上那些关于“税改”的文件，堆得更高了。
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升上了四年级。
我的同桌，依然是曾文静。
曾文静和我，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需要精心呵护的茉莉花，干净、文静，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
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是真正的文化人。
她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
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B橡皮。
而我，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没人打理的香樟树。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跟我说话。
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悄悄地塞给我一颗。
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
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嘲笑过我“没有爸爸”的同学。
她就像那个夏天里，唯一透过乌云，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
那个周二的下午，自习课上，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
“何晨，”她压低声音，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这个周末，县里的新华书店，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就在咱们学校附近。我听我爸爸说，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还有打折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我犹豫了一下。
新华书店，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明亮、干净，但又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很贵，我只在开学时，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小声补充道：“我妈妈给了我十块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我上周在《中学生阅读》上看到推荐了。我们可以一起挑，剩下的钱，我请你喝亚洲沙示。”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黑葡萄，让人无法拒绝。我点了点头。
就在我点头的那一瞬间，一个黑影笼罩了我们的课桌。
我一抬头，就闻到了一股混杂着汗味和某种我不熟悉、但感觉很“洋气”的古龙水味的陌生气息。
是林海峰。
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身边没有跟着他那两个惯常的小跟班。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我的桌子，也没有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
他只是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在我的桌角上，身体前倾，看着曾文静，脸上挤出一个他自以为很潇洒的笑容，露出一口因为吃了太多糖而有些发黄的牙。
“又去看书？那些字有什么好看的，都是骗人的。”他的声音很大，像是生怕教室里其他人听见，“我爸给我搞了台电脑，联想的！白色的！还能上网呢！你们知道上网是啥不？就是能跟全世界的人一起玩一个游戏，你在里面可以当国王，也可以当魔法师，比看那些假巴巴的故事刺激多了！”
“全世界”，这个词，在2000年的我们这间小小的教室里，不亚于从天而降的外星飞船。全班同学，包括我，都投去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
林海峰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带有很多拉链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扁扁的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张闪着银光的碟片。
“看见没？《万王之王》！台湾那边过来的，要用专门的代理才能玩！我哥帮我搞的号。周末来我家，我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界。”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曾文静，那眼神，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是一种急于找到同类的、不容置疑的炫耀。
我看到曾文静的脸上，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
那里面，有作为孩子对新奇事物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来自书香门第的矜持和抗拒。
她能分清，“当国王、当魔法师”和爸爸口中那些“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
“谢谢你，林海峰，”她小声而又礼貌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大人般的认真，“不过我爸爸说，玩物丧志，虚拟世界的东西，终究是假的。”
林海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抛出的、足以让全班同学疯狂的“新世界”，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地、甚至带着一丝智力优越感地拒绝掉。
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那股被驳了面子的恼怒，开始在他眼里聚集。
但这一次，他没有发火。他只是收起了那副炫耀的姿态，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用一种近乎“恨铁不成钢”的、自言自语般的语气说：
“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听那些咿咿呀呀的破歌？”
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银灰色的、扁扁的金属盒子，还有一副白色的、线很细的耳机。
“MD，听过没？”他把那个金属盒子在我们眼前晃了晃，“索尼的！我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一张碟片，能存几十首歌呢！我哥给我拷的，都是那边最流行的，叫什么……”化学兄弟“，你们肯定没听过，那才叫音乐！”
他熟练地把耳机戴上，按了一下播放键，然后闭上眼睛，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情，手指还在桌子上跟着某种我们听不到的、强烈的节奏用力敲打。
那一瞬间，他仿佛与我们这个嘈杂的、充满了粉笔灰味道的教室，隔绝开来，进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由密集的鼓点和奇异的电子音效构成的、孤独而狂暴的世界。
他陶醉了一会儿，然后摘下耳机，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把其中一只耳机，递向了曾文静。
“听听！这才是未来的声音！比你们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强多了！”
这一次，曾文静没有立刻拒绝。
对于一个生活在安稳、宁静世界里的女孩来说，那种从林海峰身上散发出来的、充满力量和未知气息的音乐，是具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的。
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和一丝丝的渴望。
但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我正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支用到只剩一小截的、秃头的中华牌铅笔。
我的文具盒，是那种最普通的铁皮盒子，上面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边角因为摔过好几次，已经撞得凹了进去。
那一刻，林海峰甚至不需要再说任何一句话。
他只是举着那只洁白的、散发着数码产品特有气息的索尼耳机，就轻易地，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却又无比清晰的鸿沟。
一边，是属于他的，可以轻易拥有最新科技、接触到遥远国度轰鸣的、闪闪发光的新世界。
另一边，是属于我的，那个停留在铁皮文具盒和亚洲沙示的、陈旧的旧世界。
而曾文静，就站在这道鸿沟的中间。
我看到她犹豫了。她的手，抬起了一点点，似乎想要去接那只耳机。
但最终，她还是摇了摇头。
“谢谢，我……我不太喜欢戴耳机，耳朵会疼。”她找了一个很蹩脚的理由，然后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书本。
林海峰脸上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
他收回耳机，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他笑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不带愤怒，却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成年人般的怜悯。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他的MD和耳机，慢条斯理地收回他那昂贵的书包里，然后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他没有踹板凳，也没有撂狠话。
但他的那种姿态，那种“我都把我的世界分享给你们了，你们却不识抬举”的无声的骄傲，比任何一句羞辱，都更让人感到窒息。
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正落在我和曾文静的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我无法理解的“不识好歹”的议论。
“别理他。”曾文静在我旁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
她的声音，比刚才少了几分坚定，多了些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微弱的失落。
我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妈妈正在灯下看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
她没有穿单位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而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丝质的睡裙。
我们家那盏15瓦的灯泡，光线昏黄，照在她身上，那件睡裙泛着一层柔和而朦胧的光晕，像月光下的湖水。
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盘起来，而是随意地披在肩上，几缕发丝垂落下来，遮住了她正在看书的、专注的侧脸。
她看到我回来，抬起头，问我怎么了，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我没有提学校里发生的事，只是说“今天考试没考好”。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她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很温暖，带着一股好闻的檀香皂的味道。
我能看到，她坐着的时候，那件丝质睡裙的下摆，会滑到膝盖以上，露出她一截光洁、匀称的小腿。
她似乎并没有在意，又或许是在自己家里，她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我们家很小，她坐在桌边，双腿会自然地并拢，斜斜地放在一边。
我坐在她对面，写著作业，目光却总会不受控制地，落到她那双穿着薄薄的肉色玻璃丝袜的脚上。
那袜子很薄，几乎是透明的，紧紧地包裹着她秀气的脚踝和脚背，脚尖的部分，因为要耐磨，颜色会稍微深一些，透出一点点她涂着蔻丹红的、圆润的脚趾甲的轮廓。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把头埋进作业本里，脸颊发烫。
我坐在她对面，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
想着曾文静那双清澈又带着一丝复杂情绪的眼睛，和林海峰那个银灰色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索尼MD，以及那听起来就充满力量的“化学兄弟”。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家和林海峰家的“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钱。
妈妈是税务局的干部，我们的生活比家属院里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家要好得多。
那种“不一样”，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
是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见识，关于如何定义“好东西”的，巨大的鸿沟。
而我，就站在这道鸿沟的此岸，遥遥地望着彼岸那个属于林海峰的、由电脑、网络和MD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我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是否能跨过这条鸿沟。
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自卑”的种子，第一次，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