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
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
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爱笑的女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
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头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
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奶，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又喝了一口。
那晚，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安稳的烟火气，被这种陌生的、带着“高级感”的苦涩香味，彻底覆盖了。
从那以后，喝咖啡，成了妈妈的新习惯。
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红梅”牌香烟，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
她说，这东西比烟好，不伤肺。
紧接着改变的，是声音。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
那台复读机，同样是以“单位福利”的名义，出现在我们家的。
妈妈说，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统一采购的，主要用来学英语。
她把那本《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放在一边，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A-B-C-D的磁带。
她学得很认真，每天早上，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女声，一遍遍地跟读。
她的发音很生硬，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滑稽。
但她的神情，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专注而又严肃。
有时候，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
那一面，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而是一些舒缓的、纯粹的钢琴曲。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放下手里所有的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
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的背影，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人”。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朋友”。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水味。
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喊她“程蕾妹子”。
妈妈对她的态度，很客气，但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疏离。
那个女人，自称是市里某个“服装厂的厂长”，说是来我们县考察，顺便来看看妈妈。
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有给我的进口巧克力，还有给妈妈的一套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装着漂亮瓶子里的护肤品。
她在我们家坐了很久，拉着妈妈，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比如“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打点关系”等等。
妈妈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
那个女人走后，妈妈把那些昂贵的礼物，都收进了柜子里，一次也没有用过。
但类似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有时候，会是一个自称是“建筑公司老板”的胖男人，提着两条“中华”烟和一箱茅台酒，上门来“请教税务问题”。
有时候，会是一个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自称是“局里某位领导的亲戚”的人，送来两张周末去省城温泉度假村的招待券。
妈妈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又礼貌地拒绝掉那些过于贵重的礼物。
但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却不可避免地，开始充斥着各种各样陌生人的气息。
那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人情网络。
妈妈，就在这个网络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我能感觉到，她很不喜欢这些人。但她又似乎，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到来。
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最特别的客人。
妈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正在厨房里低声说着什么。
我家的厨房很小，两个人站着就显得很拥挤。
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很有磁性。
我听到妈妈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吕局长，太破费了。”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路过城西那家新开的蛋糕店，都说味道不错，就想着你家晨晨也差不多大，顺便给他带一份尝尝，不是什么大事。”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他对我温和地笑了笑，那笑容，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带着客套和目的性，而是一种很真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你就是何晨吧？听你妈妈说，你学习很棒。”他说。
我有些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他指了指桌上那个漂亮的蛋糕盒子，说：“叔叔给你带的，快尝尝。”
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著感激和一丝丝拘谨的复杂神情。
她帮我打开蛋糕盒子，一股浓郁的、香甜的奶油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蛋糕。上面有巧克力做的小房子，还有用各种颜色的奶油裱成的花。
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妈妈口中的“吕局长”，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
饭桌上，他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和妈妈谈论任何关于工作和税务的事情。
他只是和我聊天，问我学校里的趣事，问我喜欢看什么书。
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能从《哪吒闹海》，一直聊到《水浒传》里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那一晚，是我记忆里，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笑声。
妈妈也显得比平时放松了很多，她甚至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那个叔叔带来的、据说叫“红酒”的、紫红色的液体。
饭后，那个叔叔要回家了。临走前，他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妈妈。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深绿色的硬壳封皮，上面印着金色的俄文字母，底下是两个醒目的汉字——《复活》。
“这本书，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他对妈妈说，语气诚恳而又意味深长，“托尔斯泰的。讲的是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自我救赎。程蕾你业务能力强，思想也上进，但越是这样，越要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能让人的心胸，更开阔一些。”
妈妈双手接过了那本书，那姿态，像是在接过一份极其贵重的、不容亵渎的礼物。
她低着头，轻声说：“谢谢吕局长，我……我一定会认真读的。”
他对妈妈点了点头，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才转身离开。
他们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复活》，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饭桌上的情景。
那个叔叔，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
他不像爸爸何斌那样粗鲁，不像舅舅程伟那样猥琐，也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功利。
他温和、博学，像一个真正的、遥远世界里的人。
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他能当我的爸爸，那该有多好。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那个儒雅的叔叔离开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似乎还残留着他带来的、不属于这里的气息。
那不是某种具体的香味，而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一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局促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清贫而安稳的空气。
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
每当有心事，或者家里来了让她感到不自在的客人后，她都会把自己藏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水声里，仿佛那流动的水，能冲刷掉一些看不见的、附着在她心上的东西。
我坐在客厅里，没有翻开那本崭新的《复活》。
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它光滑、硬质的封皮。
那上面印着彩色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画像，他们的表情，庄严而又悲悯，仿佛正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俯瞰着我们这间昏暗、潮湿的小屋。
舅舅程伟不知何时，从外面溜达了回来。
他大概是在楼下听说了有“贵客”来访，一进门，就先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贼眉鼠眼地凑到我跟前。
“晨晨，刚才来的……是谁啊？”他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好奇和兴奋，“我听王阿姨说，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小轿车！乖乖，那可是奥迪啊！咱们县里，好像就县委书记有一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我只是摇了摇头。
“带的什么礼物啊？”他又指了指桌上那个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漂亮的蛋糕盒子。
“蛋糕。”
“就一个蛋糕？”舅舅显然不信，他觉得，能开得起奥迪车的大人物，出手绝不可能这么“寒酸”。
他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像一只在寻找主人藏匿食物的猎犬，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的那本《复活》上。
“哦……还送了书，”他拿过那本书，翻了翻，看到背后标着的“定价：18……80元”时，撇了撇嘴，嘟囔道，“文化人送礼就是小气。”
就在这时，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已经换下了那身待客时穿的连衣裙，重新穿上了平日里的旧家居服。
她的脸上，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带着一丝疲惫的平静。
她看到舅舅手里的书，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程伟，”她淡淡地说，“你回来了。”
“姐！”舅舅立刻像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把书递了过去，“你看看，这人可真有意思。开那么好的车，就送本书，还是给小孩看的。你说他图啥呢？难道……他想认晨晨当干儿子？”他这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嘿嘿地乐了起来。
妈妈没有接那本书。她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桌边，开始收拾碗筷。她的动作，又恢复了那种机械般的、一丝不苟的利落。
“以后，家里的事，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人说。”她背对着舅舅，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哪有随便说！”舅舅有些委屈，“是王阿姨她们自己看见了，跑来问我的！再说了，有大领导关心咱们，这是好事啊！说明你工作干得好，受重视！以后我在外面，腰杆也能挺得直一些！”
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转过身，看着舅舅，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不懂事的孩子。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他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清高、要强的姐姐，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和他给我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然后，场景忽然变了。
我梦见自己，站在那本摊开的、巨大的《复活》上。
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白色的荒原。
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一遍又一遍地，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小小的墨点。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则站在很远的地方，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
他没有看妈妈，也没有看我。
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他那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拨动着算珠，发出的，却不是清脆的“噼啪”声，而是沉重的、像铁链拖过地面的“哗啦”声。
每一声，都让妈妈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起，一种新的、无形的秩序，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而是更微妙，更深入骨髓。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
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再反复地听，纠正自己的发音。
她说，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涉外税收业务”的培训班，名额很少，她想争取一下。
她的穿着，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但她开始注重“搭配”。
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再在脖子上，系上一条小小的、印着碎花的丝巾。
那丝巾，让平日里严肃的她，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柔和。
她甚至还去理发店，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剪成了一个时髦的、齐耳的短发。
剪了短发的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也更精神了。但也更陌生了。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是她脚上的变化。
以前，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她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
那种袜子很薄，很容易破，脚尖和脚跟处，总是带着深色的、加厚的一块。
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用心地缝补好，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
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
有的是纯黑色的，不透明，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笔直、修长，像两根精致的、黑色的瓷柱。
有的是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的、竖条纹的暗花，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银色的光泽。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
那颜色，像那晚她喝剩下的、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成熟、神秘，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
她会坐在床边，慢慢地，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将那薄薄的织物，一点一点地，顺着她的小腿，往上拉。
她的动作，专注而又优雅。
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余光却不受控制地，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私密的动作所吸引。
我能看到，那些崭新的、富有弹性的丝线，如何紧密地贴合著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将她小腿的线条，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
袜口那道宽边的、带着蕾丝花纹的边缘，会轻轻地勒进她的大腿，留下一道浅浅的、暧昧的印痕。
这些新的、漂亮的袜子，也带来了新的、陌生的味道。
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种混杂着檀香皂和她独有汗味的、温暖的气息。
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带着淡淡花香的、属于“商品”本身的、精致而又冰冷的味道。
有一次，我看到她换下一双只穿了一天的、浅灰色的丝袜。
我注意到，在脚踝的位置，不小心被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
换作以前，她一定会把它收起来，等下次再穿。
但那一次，她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连同其他换下来的衣物一起，扔进了待洗的盆里。那姿态，随意得，就像扔掉一张用过的废纸。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类似被背叛的难过。
我怀念起以前那些被她用心地、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破了洞的旧袜子。
怀念起那些被我偷偷藏在枕头底下，带着她独有体温和味道的、柔软的织物。
我意识到，那些旧袜子，连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虽然清苦，但完全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封闭而又安稳的世界，正在被这些崭新的、漂亮的、散发着陌生气息的新袜子，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彻底取代。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也开始悄悄地流传。我好几次，都听到楼下的王阿姨和李婶，在择菜的时候，压低声音议论我们家。
“……啧啧，你看程蕾最近，真是越来越讲究了……”
“……可不是嘛！人也精神了，听说在局里可受重用了，什么好事都少不了她……”
“……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啊。不过，也得看是什么路子，要是路子走歪了……”
后面的话，她们会因为看到我路过，而心照不宣地停住。然后，用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和怜悯的复杂眼神，看着我。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低着头，快步走开。
舅舅程伟，则用他自己那套“拎不清”的逻辑，解读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心想着去“巴结”谁，而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狐假虎威”的底气。
有一次，他打牌又输了钱，被几个牌友堵在棋牌室里。
换作以前，他早就点头哈腰地求饶了。
但那一次，他居然挺直了腰杆，对着那几个人说：“你们急什么？不就几十块钱吗？我姐夫……哦不，我姐单位的大领导，那可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姐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要是把我惹急了，小心你们家里的生意，以后纳税的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
他这番半真半假的吹嘘，居然真的把那几个牌友给唬住了。从那以后，他在棋牌室的地位，莫名其妙地高了起来，再也没人敢轻易找他的麻烦。
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觉得是自己找到了“生存的智慧”。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浑身发抖。
她第一次，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指着舅舅的鼻子骂道：“程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脸，还没有被你丢尽？！”
舅舅被骂得狗血淋头，却还一脸无辜：“我这不是……看他们欺负人嘛……”
那天，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而我，就坐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本崭新、厚重的《复活》。
我没有翻开它。
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触碰着它深绿色的、硬质的封皮。
那封皮很光滑，也很冰冷，不像我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带着熟悉的、纸张的温度。
我听着房间里，那一片死寂。那寂静，比他们刚才大声的争吵，更让我感到害怕。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把这本书递给妈妈时的情景。他说，这本书，讲的是“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也不知道什么是“救赎”。
我只是悄悄地，站起身，走到妈妈的房门前。我把耳朵，轻轻地贴在冰凉的门板上。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叹息声。
我只听到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极其清晰的、“沙沙”声。
那声音，我既熟悉，又恐惧。
那是很多个深夜里，我曾听到的，妈妈用一把小小的美工刀，一遍又一遍，轻轻刮着自己指甲的声音。
那声音，像一只看不见的、小小的虫子，正在黑暗中，缓慢而又固执地，啃噬着什么东西。
我的身体，忍不住地，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妈妈想要“复活”的，或许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灵魂”。
她只是想变回那个，在外公没有生病之前，在那个儒雅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那个虽然清苦，但可以靠自己，把破了洞的丝袜，一针一线，认真缝补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妈妈。
但她，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