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伴随着“沙沙”声的夜晚过去后，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复活》，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来对抗生活的混乱。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
我能感觉到，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并没有松下来。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一种更内在、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
那本《复活》，她看得越来越慢了。
有时候，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
她不是在看书，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看着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东西。
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但每隔几天，总会在某个固定的、晚饭后的时间，发出“铃铃铃”的、清脆的声响。
每一次，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身体微微一颤。
然后，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或者针线，走到电话机旁。
她不会立刻接起来，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
接起电话后，她总是说得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地听。
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嗯”、“好的”、“知道了”、“谢谢您关心”。
她的声音，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也更客气，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恭敬的距离感。
每一个电话，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挂了电话后，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有时候，则会拿起那本《复活》，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冰冷光滑的封皮。
我知道，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
但那个冬天，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
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
那天，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
她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
晚饭，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韭黄炒鸡蛋。
金黄的鸡蛋，配上嫩绿的韭黄，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
饭桌上，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我的窘迫样，发出了久违的、清朗的笑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站起身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
“没打扰你们吧？”他笑着说，声音温和又有磁性，“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路过这里，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明天开会要用，落在办公室了，想让你帮个忙，去单位取一下。”
“啊……好，好的。”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
“不急，不急，”吕叔叔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笑着说，“先吃饭，吃完饭再去。正好，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在我的身边坐下。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给他盛了一碗饭。
那一晚，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温暖而和谐的气氛。
他没有再跟我聊“鲁提辖”，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复活》。
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关于“灵魂”和“人性”的话题。
妈妈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专注而又明亮的光。
在讨论某个观点时，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
她的脸颊，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而泛着健康的红晕。
那一刻的她，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有生气。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发出“噼啪”的声响。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到了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妈妈站起身，对我说：“何晨，去睡觉。”然后，她又对吕叔叔带着一丝歉意地说：“吕局长，您坐，我先去把文件给您取回来。”
“不用，”吕叔叔也站了起来，笑着说，“外面雨大，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开车送你过去，拿了文件，再送你回来。”
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无法拒绝。
妈妈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她走进房间，拿了一把伞，又穿上了一件外衣。
临走前，她走到我的床边，帮我掖了掖被角。我假装已经睡着了，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饭菜香、红酒香和她独有体香的、温暖的气息。
我听到她和吕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门，我听到楼道里，他们俩一前一后的、沉稳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我没有睡着。我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无尽的黑夜。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多久。
在孩子的世界里，等待的时间总是被无限拉长。
我只知道，当妈妈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我房间里那只小小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
她回来的脚步声，很轻，很轻，像一只怕惊扰了谁的猫。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洗漱，也没有开客厅的灯。
我从帘子的缝隙里，能看到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的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雨水淋湿了的、孤零零的石像。
她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她要在那里站到天亮。
然后，她动了。
她没有走向卧室，也没有走向卫生间，而是径直地、像梦游一样，走到了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旁。
我看到她拿起听筒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这一次，她没有沉默，也没有客气。她的声音，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混合着哭腔、委屈和某种孤注一掷的颤抖。
“喂？”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听筒，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努力想要平复下去的呼吸声。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小心翼翼的颤抖，“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很自然的、带着关怀的语气问：“到家了？雨很大，没淋着吧？”
“没……没有，谢谢您送我回来。”妈妈的回答，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却又无比漫长的沉默。我能感觉到，妈妈正在组织着她的语言，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那个……吕局长，”她再次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惊醒什么一样，“刚才在办公室……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误会。”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急于解释的恳切和一种害怕对方真的误会了的恐慌。
“我就是……就是觉得，太晚了，孤男寡女的，影响不好。”她找了一个很蹩脚，也很正确的理由。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
我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穿透力不强。
但我看到，随着电话那头的话语，妈妈那原本紧绷的、像要断掉一样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
她紧紧抿着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了。她那双一直盯着地面、不敢抬起的眼睛，也慢慢地，抬了起来，看着面前那片空无一物的、黑暗的墙壁。
电话那头又说了一会儿。
妈妈只是“嗯”、“嗯”地应着，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正在一点点地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
最后，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我知道了，谢谢您。您也……早点休息。”
她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看到，她慢慢地，把听筒放了回去。
然后，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台红色的、冰冷的电话机外壳。
那动作，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
过了很久，她才转过身，走进卫生间。
哗哗的水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知道，她想洗掉的，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坚守了底线”，却又仿佛误解了别人的、巨大的、无处安放的愧疚。
我用被子，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头。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些拒绝，并不是结束，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也更磨人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