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但也终有尽头。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我的生活，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
妈妈依然忙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
她会在深夜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舒缓的钢琴曲，一边在灯下，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
而我，则重新回到了学校，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熟悉的世界里。
曾文静的病，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
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她的话变少了，也更少笑了。
以前，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
但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节课。
她的眼神，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明明看着我，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大家用“虽然……但是……”造句。
轮到曾文静时，她站起来，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很轻，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说：“我们家那盆茉莉花，虽然每天都浇水，晒太阳，但是……它还是生病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淡淡的忧伤。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但只有我知道，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
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
快到她家楼下时，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
那栋楼里，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死寂般的安静。
“我爸爸最近，很喜欢喝酒。”有一次，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笨拙地说：“喝酒……伤身体。”
“他以前不这样的，”她低着头，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妈妈说，他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能感觉到，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碎片化的方式，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
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沉默地听着。
我们俩，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海峰，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
他的座位，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上课的时候，不再睡觉或捣乱，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名叫《电脑爱好者》的杂志，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
课间的时候，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爆了一本《半月弯刀》！”
“……真的假的？你现在多少级了？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荣耀。
那个世界，将我和曾文静，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
这种无视，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却已经渐行渐远，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
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被彻底地撕开的。
那次考试，我考得很差。因为外公生病，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
曾文静，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惨不忍睹。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丰泰集团的林老板，以公司慈善的名义，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
二十台崭新的、白色的联想电脑，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在国旗下，对林老板的“慷慨义举”和“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
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林海峰，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作为“捐赠方的学生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捐资助学，情系教育”的、巨大的红色奖状。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
台下，他的父亲林老板，那个总是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
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
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
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精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人头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
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
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遥远的乡下。
乡下的夏天，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里没有高楼，没有汽车的喇叭声。
只有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蜿蜒的田埂。
空气里，充满了青草、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
巨大的、不知名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
蜻蜓低低地飞着，翅膀在阳光下，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
舅舅的土产公司，就在镇子的入口处。
那是一排低矮的、灰色的平房，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
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散发着一股陈旧的、发了霉的味道。
这里就是舅舅即将“出人头地”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就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
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同僚”们，喝酒、打牌，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如何“大展宏图”，根本没时间管我。
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避难所。
土产公司的隔壁，是镇子上的卫生院。
卫生院后面，有一排老旧的、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
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人。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是因为它门口那棵巨大的、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那棵树，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还要老，还要大。
而那个女孩，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
她很白，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不健康的白。
她很安静，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但那种安静，不是文静，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
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连封皮都磨损了的、砖头一样的书。
她看得那么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连我这个陌生人在她院子门口站了很久，她都没有抬一下头。
她，就是郑文清。
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人聊天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嘘的身世。
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
她的外公，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德高望重的老中医。
而她的父母，据说，原本都是东北抚口那边，一个大工厂里的大人物——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厂办的干部。
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父亲被抓进去了，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
于是，她就成了孤儿，被外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接到了这个南方的、偏僻的小镇上。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再去看她时，眼神里，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混杂着同情和某种同类辨认的情绪。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
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回来的路上，雨突然就大了。
我抱着酱油瓶，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
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鸡，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干净的、洗得发白的旧毛巾。
她把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吧。”
她的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平直的腔调，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但很好听。
“谢谢。”我接过毛巾，小声说。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屋檐下，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那上面，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辞海》。
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把一本这么枯燥的、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外公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理。这书里，什么理都有。”
那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一本正经的沧桑感，给深深地镇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和我，曾文静，林海峰，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孩子的世界。
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小小的灵魂。
雨停了。我把毛巾还给她，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午，都会有意无意地，溜达到她家门口。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专注，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那个瞬间，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我要回县城了。
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用一张报纸包好，送到了她家门口。
她收下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要。
她只是转身回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把手帕打开，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的东西。
“这是冰糖。”她说，“我外公自己熬的，润肺。送给你。”
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那个暑假，和郑文清的相遇，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深刻的电影。
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有了一种更沉重、更早熟的理解。
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我推开家门，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
她瘦了更多，但精神却很好。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
她的头发，精心打理过，脸上，还化着我看不懂，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
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她看起来，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陌生的女战士。
“晨晨，回来了？”她对我笑了笑，“快收拾东西，妈妈明天，要去市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
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义无反顾的决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