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开春，雨水特别多。
我们家属院那栋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更陈旧的底色，墙缝里，甚至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暗绿色的青苔。
院子里那几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上，也冒出了几点固执的新芽。
我常常在窗前，看着那些新芽发呆。
我觉得，它们长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个春天过去，它们也只是比刚冒出来时，大了那么一小圈而已。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总是散发着油墨和廉价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卖四驱车了。
老板把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塑料跑道拆掉，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玻璃柜台。
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贴纸和照片。
据说，最火的，是一个叫F4的组合，是四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
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疯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他们的贴纸，贴满自己的铅笔盒和笔记本。
曾文静没有买。
她只是偶尔会把她爸爸从市里带回来的、一本名叫《萌芽》的杂志，借给我看。
那杂志的纸张很光滑，上面印着很多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要难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里面有很高很高、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一种会唱歌的、名叫霰雪鸟的鸟。
我就是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
妈妈说她要去单位加个班，整理一些紧急的报表，晚饭前回来。
她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作业。
我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彩电打开，里面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联赛，上海申花对大连实德。
解说员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嗡嗡”作响。
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着蓝色和白色队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关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
王阿姨家的那只大黄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院子门口经过，清脆的车铃声响了两下，又远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的、低沉的轰鸣声。
我从窗户的缝隙里，悄悄地往下看。
我看到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虫，缓缓地，从我们家属院门口那条路上开了过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门。
我们家的门锁，最近有些不好用，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到那声沉闷的“咔哒”声。
我怕那声音太大，就没走门。
我走到厨房，搬过那张总是摇摇晃晃的、用来够东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
我们家那个朝北的小阳台，其实算不上阳台，只是在窗户外面用水泥砌出来的一小块平台。
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先是一条腿迈了出去，踩在坚实的平台上，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地从那扇窄小的窗户里钻了出来。
楼下，是王阿姨家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着几垄青菜和葱。
地里的土，被前几天的雨水浇得又松又软。
我抱着阳台的栏杆，找好一个落脚点，松开手，轻轻地一跳，脚底便传来一阵柔软的、陷进去的感觉，鞋边上，沾上了一点新鲜的、黑色的泥土。
我绕开家属院的正门，从一片倒塌的、长满了青苔的院墙缺口钻了出去。
然后，我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着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走去。
口袋里，揣着一颗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那是我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偷偷拿出来的、一颗最大号的、用来别被子的大头针。
巷子口那堵残破的砖墙后面，可以看到那辆黑色的奥迪，果然就停在那个老地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的阴影里。
我等了很久。等到巷子里，连一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都没有了。
我没有跑，也没有鬼鬼祟祟。
只是像一个放学后，正准备抄近路回家的、普普通通的小学生一样，迈着平稳的步子，慢慢地，朝着那辆巨大的、黑色的奥迪车走了过去。
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走到车的侧面，我弯下腰，假装在系自己那根不知何时已经散开了的鞋带。
我蹲在地上，离那只巨大的、黑色的、散发着一股浓重橡胶味的轮胎，只有不到一臂的距离。
借着从梧桐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最后的一点天光，我甚至能看到轮胎侧面，刻着一串我看不懂的、已经微微发黄的白色英文字母和数字。
手从口袋里悄悄地伸了出来。
那颗从妈妈针线笸箩里拿出来的大头针，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扁平的塑料头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摸索着，找到了那个从轮毂上伸出来的、小小的黑色塑料盖子，用冰冷得有些发抖的手指，把它一圈一圈地拧了下来，紧紧地攥在另一只手里。
然后，我用那颗大头针的针尖，对准了里面那个亮晶晶的、小小的金属圆芯，闭上眼睛，轻轻地往里顶了一下。
“呲——”
一股强劲的、冰冷的气流，猛地从那个小孔里喷了出来。
那声音不大，却异常尖锐，像一条受惊的小蛇，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一下。
我吓得猛一缩手，手心里那颗小小的塑料盖子都差点掉在地上。
我不敢再有任何动作，胡乱地把那个塑料盖子拧了回去，然后飞快地系好鞋带，站起身，继续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平稳的步子，朝前走去。
我没有回头，一口气走出了那条长长的、安静的梧桐巷。
回到家时，大门紧锁。
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家里黑乎乎的，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径直进了厨房，找了一圈也没什么吃的，只好给自己冲了一碗麦乳精，甚至没顾上烧开水，就着温吞吞的凉白开搅和了。
麦乳精快喝完时，外面传来了响动。
那慢条斯理的、高跟鞋踩在水泥楼梯上的“笃笃”声，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像敲在我心上。
我心里一沉，赶紧把碗里剩下的几口喝完。
妈妈推开门走了进来。
“怎么不开灯？”她问，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只是带着下班后的那种惯常的疲惫。
“我……我刚回来。”我站在厨房门口，小声回答。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她把手里的一个棕色文件袋，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了厨房。
我看见她今天穿的，是那双浅灰色的、带着竖条纹的丝袜，脚后跟处溅上了几个小小的、深色的泥点。
我把喝完的碗，拿进厨房的水池里。
妈妈正在淘米，白花花的大米在她手心里来回地冲刷。
她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现在饱了，就进了自己房间。
脱完衣服躺到床上时，能闻到被子上，有一股很久没晒过的、淡淡的霉味。这时，妈妈在客厅里喊：“不洗洗就睡啊。”
我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卫生间冲了个脚。妈妈正在厨房里切菜，“笃笃笃”的声音，又快又密，像一串急促的鼓点。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着妈妈炒菜的油烟机声，听着她端菜上桌时，碗底和桌面碰撞的轻响，听着她一个人吃饭时，那几乎听不见的、细微的咀嚼声。
我们家的那张方桌，不大，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空旷的广场。
我一直在等一个声音。
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或者是一阵愤怒的、用力的敲门声。
我想象着，吕叔叔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路上，突然发现车子不对劲。
他停在路边，看着那只慢慢瘪下去的轮胎，眉头紧锁。
然后，他会想起什么，会立刻掉转车头，开到我们家属院楼下，怒气冲冲地上来质问。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异常的安静。静得，连楼下王阿姨家那只大黄狗，偶尔梦呓般的呜咽声，都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那根被我偷偷扎了一下的大头针，像一颗被我扔进了深海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连一个气泡都没有冒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
那天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只正在慢慢漏气的、黑色的轮胎。
我一会儿觉得，是我的力气太小，那根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一会儿又觉得，或许是漏气太慢了，吕叔叔还没有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像一只小小的、带毛的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个急于想知道考试成绩的考生，又一次，绕远路，去了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
巷子里空空如也。
那辆黑色的奥迪，不见了。
它昨天停过的那个地方，只剩下几片被风吹落的、干枯的梧桐树叶，和地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被轮胎压过的痕迹。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一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余的人。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蹩脚的间谍。
我每天都会去那条巷子“巡视”一遍，可那辆黑色的奥迪，再也没有出现过。
妈妈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
她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看那些从市里寄来的文件。
她脚上那双浅灰色的丝袜，脚后跟处的泥点，也早已被她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痕迹。
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那场自以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个无人观看的、愚蠢的笑话。
没有了电视，我们家的晚上，就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时，打在地面上的、细微的“沙沙”声。
妈妈开始有了新的习惯。
她会在晚饭后，点上一盘蚊香，搬一张小竹凳，坐在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前，一针一针地，给我织毛衣。
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线是她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据说很暖和。
她的动作很熟练，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我则坐在她对面的小书桌前，假装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从曾文静那里借来的、名叫《读者》的杂志。
那本杂志，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
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个叫拉萨的、很遥远的地方。
文章里说，那里的天，蓝得像一块刚被洗过的、干净的玻璃，云彩，白得像一团团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
还说，那里的人，都很信佛，他们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用身体，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去往圣城的路。
我当时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骗人。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呢？路是用来走的，怎么能用身体去量呢？
我也是这样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在撒谎。
正对着那篇文章犯晕，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毛衣针，站到了我的身后。
“又在看这些没用的闲书。”她说着，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责备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摊开的杂志，拿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长，也很白，因为常年做家务，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
我看到，她今天，给自己的指甲，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
不再是以前那种张扬的、蔻丹般的红色，而是一种很浅很浅的、近乎于透明的肉粉色。
那颜色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像珍珠一样的光泽，让她那双手，看起来，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精致。
她拿着那本《读者》，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
她翻得很认真，像是在检查我的作业。
当她翻到那篇讲“拉萨”的文章时，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拉萨……”她看着那两个字，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在说一个她从未去过，却又在梦里，见过很多次的、遥远的地方。
她看着那篇文章，看了很久。久到她手里的那本杂志，都因为出了神，而微微地，垂了下去。
我看到，我们家那盏昏黄的、十五瓦的灯泡，光线从她的头顶，照下来，在她那头刚刚洗过的、还带着一点潮气的短发上，投下了一小圈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晕。
她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留下了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阴影。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安静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在那篇文章里，看到了什么。是那片像玻璃一样蓝的天空，还是那些用身体丈量着道路的、虔诚的人？
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说不出的难过。
我忽然觉得，我妈妈，她也很像那些去往拉萨的人。
她也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那双涂着淡淡肉粉色指甲油的、漂亮的手，用那一针一线的、永不停歇的劳作，在我们家这间充满了烟火气和霉味的小屋里，沉默地丈量着她自己的、那条看不见终点的、去往圣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