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妈妈织了很久，从秋天第一片梧桐叶落下来开始，一直织到我们县城里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薄雪。
那场雪其实算不上雪，只是些细小的、像盐粒一样的冰晶，夹杂在阴冷的、潮湿的冬雨里，落下来一沾到地面就化成了水。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人很年轻，脾气却很大。
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在讲台上，一边唾沫横飞地讲着那些我们听不懂的鸡兔同笼，一边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在下面巡视。
曾文静因为感冒一直在小声地咳嗽，王老师大概是觉得她的咳嗽声，打扰了他讲课的兴致，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有的同学，自己不想听课，就不要影响别人！”他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寂静的、有些沉闷的教室里，来回地拉扯。
曾文静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
她赶紧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出。
可就在这时，她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剧烈的咳嗽。
王老师的脸，瞬间就涨成了猪肝色。他拿起讲台上的一根白色的粉笔，想都没想，就朝着我们这边，狠狠地扔了过来。
那根粉笔头，擦着曾文静的耳边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身后那排一个男生的课桌上，“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
全班同学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的哄笑声。
那笑声，像潮水一样迅速地淹没了整个教室，但又在王老师那铁青的脸色下，像退潮一样飞快地缩了回去，所有人都立刻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只有我慢了半拍。
我没忍住，嘴角往上翘了翘，那声压抑着的、没能及时收回去的“嗤”笑就像退潮后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沙滩上的那只螃蟹，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显得异常的清晰和刺耳。
王老师的目光，像两只饥饿的、在寻找猎物的鹰，在教室里盘旋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这个唯一没来得及缩回脑袋的、倒霉的猎物身上。
他那张早已涨成猪肝色的脸，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挽回颜面的、绝佳的出气筒，而显得更加扭曲了。
“何晨！”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了调，手指着我，像是抓到了一个罪证确凿的犯人，“你给我站起来！全班就你还在笑！你觉得很好笑是吗？你给我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我站了起来，没有解释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站在了那条空无一人的、冰冷的走廊里。
我能听到教室里又重新传来了王老师那含糊不清的讲课声和我背后同学们压抑着的、小声的议论。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站着。从一节课的开始，站到一节课的结束。
放学的铃声，终于像一种迟来的赦免，响彻了整个校园。
走廊里，瞬间就变得嘈杂起来。
各个班级的门都打开了，穿着厚厚冬衣的学生们，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吵闹的鸭子，笑着闹着从我身边涌过。
他们会好奇地，朝我这边看上一眼，然后和身边的人交头接耳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曾文静是最后一个从我们班教室里走出来的，她把书包递给我，没有立刻说话。
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擦得很干净的白色球鞋的鞋尖。
走廊里已经很安静了，我能听到她那有些急促的、细微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圈红红的，像一只刚刚哭过的兔子。
“何晨，”她开口了，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因为内疚而显得格外小心翼翼的腔调，“我……我刚才下课，去找了王老师。我跟他说，这件事不怪你，是我咳嗽影响了大家，他要罚，应该罚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会去找王老师。
“那……王老师怎么说？”我问。
“他……他很生气，”曾文静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她小声地模仿着王老师的语气，“他说，‘他一个男生，在外面站一会儿怎么了？你是女同学，身体不好，快回家去！’，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她说完，又沉默了。她用手，无意识地，绞着自己校服的衣角。
“你别怪王老师，”她又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红红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她那个世界的、真诚而又天真的劝慰，“我爸爸说，王老师刚毕业，一个人从外地分到我们这里，也很不容易。他……他可能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想立威风……你，你别往心里去。”
“你快回家吧，阿姨该着急了。”她说完，就背着她那个总是很干净的书包，匆匆地，跑下了楼。
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阴沉的天空，看着那些细小的、夹杂在冬雨里的冰晶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又无声无息地融化掉。
我想起了去年快过年时，妈妈带我回乡下外公家的情景。
那是我记忆里外公的身体还算硬朗的最后一个冬天。
那天，村里的大伯公家要杀年猪。
那是一头黑色的、养了一年多的、壮得像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猪。
它被几个壮汉用粗麻绳捆着四蹄抬到了一张临时搭起来的长条凳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头猪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它只是哼哼唧唧的，以为人们又在跟它闹着玩。
可当那个专门从镇上请来的、姓刘的屠夫，从他那油腻腻的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把雪亮的、窄长的尖刀时，那头猪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它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挣扎、扭动，喉咙里发出了我从未听过的、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嚎叫。
那嚎叫声，又尖又长，穿透了整个村子上空那片灰蒙蒙的、冬日的晨雾。
村里所有的狗都吓得夹着尾巴不敢出声。
刘屠夫是个很瘦小的老头，他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对那头猪的嚎叫充耳不闻。
他只是用一只膝盖死死地顶住猪的脖子，然后，把那把雪亮的尖刀，想都没想，就狠狠地捅进了猪的喉咙里。
一股暗红色的、滚烫的猪血像一道小小的瀑布，喷涌而出，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巨大的木盆里。
那头猪的嚎叫声戛然而生，变成了更绝望的、带着“呼噜呼噜”漏风声的抽搐。
它的四条腿还在徒劳地、一下一下地蹬着。
我被那场面吓得脸都白了，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再看。可村里其他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却都围在旁边，兴奋地、大声地叫着好。
过了很久，那头猪终于不动了。
它那双原本还闪着惊恐光芒的小眼睛，变得浑浊、黯淡，像两颗蒙了灰的、黑色的玻璃弹珠。
刘屠夫把刀拔出来，在猪身上那件满是污泥的皮上，随意地擦了擦。
然后他对着旁边一个烧着滚水的、巨大的铁锅喊了一声：“行了！抬过来褪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那头被杀死的猪。
我只觉得，那一刻，站在冰冷走廊里的我，和那个被老师用一根粉笔头砸中的我，都像那头猪一样。
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手握尖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发怒。
我们只能徒劳地、发出一声可笑的、无人理会的抗议，然后，就被那股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抵抗的力量，给轻易地，按在了那张看不见的长条凳上。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或许一个小时，或许更久。
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妈妈可能不会来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阵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笃笃”声。
那声音，由远及近，不紧不慢，穿过空旷的操场，传进这栋安静的教学楼。
我一回头，看到了妈妈。
她没有跑，也没有显得很狼狈。
她只是像往常下班一样不紧不慢地走着。
她身上，还穿着在单位里穿的那件蓝色的税务制服，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风衣。
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她先是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
“手不冷吗？”她问，语气很平淡。
我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手攥得更紧了。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问我发生了什么。她只是说：“走吧，去你们老师办公室。”
五年级的教师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摆着十几张掉了漆的、老式的办公桌。
大部分老师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角落里还亮着一盏台灯。
王老师就坐在那盏台灯底下。他没有在备课，也没有在批改作业。他只是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书，正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了我们。
他脸上的那种悠闲，瞬间就凝固了。
他有些慌乱地，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站起身，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哎呀，是何晨妈妈啊，”他主动地迎了上来，显得异常热情，“您怎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妈妈没有坐。她只是站在那张堆满了作业本和空茶杯的办公桌前，静静地看着他。
“王老师，”她开口了，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静，“我听我们家何晨的班主任说，今天下午，您在课堂上，跟他，起了点小误会？”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时，看到的那只老母鸡。
舅舅家院子里，养了一群鸡。
有一只芦花的老母鸡刚孵出来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仔。
平日里，那只老母鸡总是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刨着食，看起来温顺又迟钝。
可有一次，邻居家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地跑进了院子里，想去叼一只落在最后面的小鸡。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平日里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芦花母鸡，突然就变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了起来。
它弓着背，压低了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的“咕咕”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警告。
然后，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弹，想都没想就朝着那条比它高大好几倍的大黄狗猛地冲了过去，用它那并不锋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黄狗的眼睛。
王老师一听“误会”这两个字，脸上的表情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他大概觉得，眼前这个女人，跟那些他见过的、只会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闹的农村妇女不一样。
她是个讲道理的人。
“哎，您看这事儿闹的，”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无奈的腔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那个版本的“事实”，“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吗？现在的学生，太调皮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还公然嘲笑老师。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他进行一下批评教育，也是应该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严厉了一点点。您也是国家干部，您肯定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也不容易……”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妈妈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听众。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礼貌性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师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有些尴尬的沉默。
然后，妈妈才缓缓地，从她那件米色风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张名片，轻轻地，放在了王老师那张堆满了作业本的、凌乱的办公桌上。
“王老师，”她说，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客气，“这是我们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的名片。我跟张科长，还算熟悉。他前几天还跟我提起，说今年，市里正好有一个‘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名额，很难得。他说，王老师你很年轻，业务能力也很强，是重点的考虑对象。”
王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
他脸上的血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
他那张原本还在滔滔不绝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灯光下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妈妈看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的、可怜的动物。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她只是转过身，牵起我那只冰冷的手，用一种平静到近乎于冷漠的语气，说：“何晨，我们回家。”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外面那场夹杂着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尚未被夜色完全吞没的、像死鱼肚皮一样的、灰白色的光。
妈妈拉着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旧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我跟着妈妈，走了很久。
她的高跟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孤独又固执的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在丈量着这条漫长而又寂静的路。
她没有再牵我的手，只是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得不紧不慢。
我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像一只刚刚打赢了一场恶战，却也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母兽。
回到家，屋子里有一股冰冷的味道。
妈妈脱下那件米色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
她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名片光滑的、带着棱角的边缘。
她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更深的、我看不懂的疲惫，像是在掂量着一件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保管的、滚烫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张名片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我隐约觉得，那和我抄了李凯的数学作业，就必须在下一次语文考试时，把我的答案给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
只不过，妈妈欠下的这份人情，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让她那双总是很稳的手，都显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看着此刻摩挲着那张白色名片的妈妈，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自己似乎正在应验着她对舅舅说过的这句话。
那次误会之后，我们家的空气变得很奇怪。
妈妈对我，有了一种近乎于神经质的关注。
她不再只是关心我的成绩，而是开始关心一些更细微、更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
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
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
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人。
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暴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
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
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
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别人，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人。
网吧那件事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她。
她开始盘问我的交友情况。
“那个李凯，以后少跟他来往，”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听王阿姨说，他爸爸不正经，在外面跟人合伙开游戏厅，不是什么好人家。”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口那家文具店，她说那地方人多手杂，乌烟瘴气。
我们家那间屋子，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干净的、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
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
起初，这阵风与我们无关。
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神秘兮兮地对我妈妈说：“程蕾，你听说了没？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声不响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听说啊，光择校费就这个数！”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
“市一中？”妈妈择菜的手，顿了一下，“那不是要市里的户口才能上吗？”
“哎哟，我的好姐姐，现在这年头，户口算个啥？”王阿姨压低了声音，朝四周看了看，“只要有路子，有贵人帮忙，别说户口了，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那都不叫事儿！”
王阿姨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
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
那眼神，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上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那天晚上，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
她说，那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那里的学生，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
她还说，那里的孩子，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不会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家的空气，就越是压抑。
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人，是谁。
而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人的电话了。
绝望，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
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叫做侥幸的东西。
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爆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更庞大的、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