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那块蜂花牌的檀香皂终于还是用完了。
那块深褐色的、刻着两朵模糊兰花图案的皂块，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躺在卫生间那个白色的搪瓷皂盒里。
它陪着我们度过了很多年，从一块棱角分明的新皂，被岁月和妈妈那双勤快的手慢慢地磨成了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的、像琥珀一样的月牙。
到了最后，它薄得几乎拿不住了，妈妈便会把它小心翼翼地，贴在一块新开封的檀香皂上，让它们融为一体，继续为我们这个家，散发着那股熟悉的、干净的、带着一丝清苦药味的安稳气息。
可这一次，当那片最后的、薄如蝉翼的老皂在妈妈手里彻底化为一捧泡沫之后，被请进那个白色搪瓷皂盒里的却不再是它的同类。
那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粉红色的、形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润的香皂。
它没有被任何纸张包裹，只是静静地躺在一个透明的塑料壳里。
透过那层塑料壳，我甚至能看到香皂的内部，还嵌着几片细小的、干枯的玫瑰花瓣。
它一来，我们家那股熟悉的、清苦的味道就彻底地被驱逐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高级、更浓郁、也更具侵略性的、属于女人的玫瑰香味。
那香味，不像檀香皂那样，只是安静地守在卫生间的一角。
它像一个不请自来的、穿着漂亮连衣裙的客人，会霸道地占据我们家每一个角落——它会附着在妈妈刚洗过的毛巾上，会钻进我刚换上的干净衣服里，甚至会混进厨房里饭菜的热气中。
我有些不习惯。我甚至觉得连妈妈自己都有些不习惯。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洗完手后会下意识地把湿漉漉的手凑到鼻子前闻一下。
她只是用那块新的、滑腻的、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玫瑰皂，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搓洗着她的手。
那架势不像在清洁，更像是在用一种新的、更强烈的气味，去覆盖掉另一种沾染在她手上，只有她自己才能闻得到的、旧的气味。
而我们县城里所有的电视机，在那年春天也好像都换上了一种新的味道。
那部叫《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像一场持久不散的、甜腻的龙卷风席卷了我们这个小县城。
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那几个熟悉的声音。
理发店里那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胖师傅，会一边给客人刮着脸，一边跟着电视里那个叫小燕子的、咋咋呼呼的女人一起傻笑。
南货店里，老板娘会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为电视里那个总是哭哭啼啼的、叫紫薇的女人，唉声叹气。
那件事之后，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的平静。
妈妈不再去单位加班了，她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早。
她也不再研究那些复杂的菜谱，我们家的饭桌，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汤寡水。
她只是开始陪着我一起看电视。
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旁边。
她不像我，看得那么投入，会跟着里面的情节，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大笑。
她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一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深灰色的毛衣。
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她的眼睛是看着电视的。但我觉得，她的目光又好像穿透了那层闪着雪花点的、小小的屏幕，落在了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地方。
那天晚上，电视里正好演到，那个叫紫薇的格格，被一个凶恶的皇后娘娘，关进了小黑屋里，用很长的针扎她的手指。
紫薇哭得撕心裂肺，一旁的容嬷嬷却露出了狰狞的、得意的笑容。
我看得又害怕又生气，忍不住攥着拳头，骂了那个容嬷嬷一句：“这个老巫婆，真坏！”
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电视。
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根细细的、在灯光下闪着寒光的毛衣针。
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地，用一种很轻、很飘忽、像在说梦话一样的声音，对我，又像是对她自己说：
她用那根毛衣针的针尖，轻轻地，敲了敲桌子的边缘，“笃，笃”，发出了两声轻响。
“傻孩子，” 她说，声音很轻，也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电视里那些坏人，都是假的。”
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自嘲的弧度。
“……真要是恨一个人，哪会让她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不带任何感情。
我当时没听懂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妈妈那天晚上，有些奇怪。
她身上那股新的、好闻的玫瑰香味，好像也变得和那根冰冷的毛衣针一样带着一丝丝的凉意。
我们家那台十四寸的彩电，屏幕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新的、我看不懂的广告。
有一个广告，我印象很深，是卖一种叫背背佳的东西的。
电视里，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驼着背的小男孩，在穿上那个像铠甲一样的背心后，腰板瞬间就挺得笔直。
广告的最后，总会有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身姿挺拔，才能拥有未来。”
妈妈似乎对这个广告很感兴趣。
有一天，她从单位下班回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走进厨房，而是从她那个半旧的布兜里，拿出了一套崭新的东西。
那不是背背佳，而是一套包装得很精美的文房四宝。
里面有一方小巧的端砚，一锭带着松烟味的徽墨，还有几支大小不一的、崭新的毛笔。
“晨晨，”她一边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一边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语气对我说，“妈妈看你，最近写作业，老是趴在桌子上，背都快驼了。这样不好。”
她顿了顿，拿起一支崭新的、笔杆上还刻着字的毛笔，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盒子里。
“以前，外公总说，”字如其人“。他说，一个人的字要是写得歪歪扭扭，那他的心，也是浮的，将来，沉不住气，办不了大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那语气像是在回忆一件很遥远的往事，又像是在说服她自己。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那张方桌，就不再是饭桌了，它成了一张临时的书案。
妈妈会先把几张旧报纸，仔仔细细地铺在桌面上。
报纸上，还印着一些早已过时的新闻，比如“我国第三艘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或者“某某明星被爆偷税漏税”。
然后，她会把那方小小的砚台放在报纸的正中央。
她研墨的姿态很好看。
她会先用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瓷勺，往砚台里滴上几滴清水。
然后，她会拿起那锭黑得发亮的徽墨，用一种很平稳的、不紧不慢的力道，在砚台里，一圈一圈地慢慢地打着转。
屋子里很安静。
只有那锭徽墨和粗糙的砚台之间，发出的一种“沙沙”的、极其细微的、催眠般的声响。
一股清苦的、混杂了松烟和药草味的、好闻的墨香味，就随着那声响，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盖过了家里那股日渐浓郁的玫瑰香气。
我喜欢这股味道。
它让我觉得，我们家又变回了以前那个虽然清贫，但很干净、很安稳的家。
我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把字练好了，妈妈脸上的那种阴云，就会慢慢地散开。
那天下午，我正在练字，门被敲响了。
来的人是工会的汪主席。
她提着一网兜我从未见过的、金黄色的进口香蕉，敲开了我们家的门。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我妈妈的手，像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程蕾啊，”她把香蕉放在桌上，脸上堆满了那种恰到好处的、既不显得谄媚、又充满了组织关怀的笑容，“我今天可是来给你报喜的！”
她从她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鳄鱼皮的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报名表。
她说，县里文化馆和教育局要联合举办一场迎春杯书法大赛，她第一个就想到了我们家晨晨。
“这你可得感谢你们吕局长！”汪主席剥开一根香蕉，递给我，那双涂着鲜红色指甲油的手，显得又白又胖，“吕局长前几天，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晨晨的字练得怎么样了。我说，那还用说？程蕾亲自教出来的，肯定差不了！吕局长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次比赛的评委，文化馆的李馆长，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已经亲自打过招呼了，说我们税务局，今年就要出一个小书法家，给咱们系统，也给你这个当妈的，争光！”
她把“打过招呼了”这几个字，说得又响亮又随意，像在说一件“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我看到妈妈，在听到那句话时，那张原本还算平静的脸，瞬间就白了。她端着水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汪主席，”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杯水，声音很轻，“孩子还小，就是瞎练着玩的，上不了台面。我看，还是……”
“哎，你这叫什么话！”汪主席立刻打断了她，那语气瞬间就从刚才的亲切变得带上了一丝过来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点拨意味，“程蕾啊，你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太死心眼了！什么叫上不了台面？领导说你上得了，你就上得了！”
她看了一眼正在假装认真看书的我，然后凑到我妈妈耳边，用一种只有她们俩才能听见的、极其神秘的语气，接着说。
我虽然听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但我看到了。
我看到汪主席在说话时，她的眼睛，一直瞟着我，嘴角，还带着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而我妈妈的脸，则由白转为了红，又由红变回了更深的、毫无血色的惨白。
汪主席直起身，又恢复了那种笑呵呵的表情，像一个刚刚办完了一件天大好事的功臣，拍了拍妈妈的肩膀。
她把那张写着我的名字的、单薄的报名表，像一道不容置疑的圣旨，重重地拍在了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散发着墨香味的桌子上。
我看着那张报名表，心里五味杂陈。
我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些黑色的、沉默的字，从一开始就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它只是为了给我这件普通的货物，贴上一张闪闪发光的价签，好让那个看不见的、名叫市一中的、昂贵的柜台，能名正言顺地接收我。
汪主席走后，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方桌，就成了一张没有硝烟的战场。
妈妈没有再问过我一句“想不想参加”的话。
她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红色的报名表，用一块小小的磁铁，吸在了我们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门上。
那张刺眼的红色，和冰箱那身斑驳的、泛黄的白色油漆，形成了一种很不协调、却又无法忽视的对照。
她对我练字的要求变得比以前严格了无数倍。
她不再只是握着我的手，教我笔顺和章法。
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像一个最严苛的监工。
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会立刻说：“重写”；我的一个撇捺，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她也会立刻说：“重写”。
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每天，我写完字后，厨房的垃圾桶里都会堆满一团团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沾满了黑色墨迹的废纸。
那些废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沉默的尸体。
有时候，我会写到很晚。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属院里，别家的窗户里都传来了电视机里《新闻联播》开始时，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乐。
而我们家，只有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台灯，和妈妈那一声声不带任何感情的、“重写”。
我能感觉到，她不是在教我写字。
她是在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方式，训练我，也是在训练她自己。
她好像觉得，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就能把那个已经被“打好招呼”的、内定好的结果，变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更能让她自己，在面对那个结果时，感到一丝丝的心安理得。
而我们家那台金雀彩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
它的颜色变得很不稳定。
有时候，新闻联播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主持人的脸会突然变成绿色，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
有时候，天气预报里，代表着晴天的、红色的太阳又会变成紫色，像一个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妈妈找了家属院里那个据说很懂电器的李叔叔来看过一次。
李叔叔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老化了，没得修了，除非换个新的。
“就先这么看着吧，”妈妈对李叔叔说，语气很平淡，“反正，是红是绿，也碍不着看字幕。”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起了那个充满了奇怪颜色的、荒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绿色的脸，紫色的太阳，都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日常。
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
颁奖典礼那天，是在县文化馆那个小小的、铺着红色地毯的礼堂里举行的。
我穿着妈妈特意给我买的一身崭新的、有些扎人的蓝色运动服，坐在第一排。
我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没有在展览墙上找到。
当那个我不认识的文化馆领导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腔调，念到“小学组金奖，何晨”时，我感觉整个礼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一撮撮带着火星的、看不见的灰尘，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走上那个铺着红地毯的、高高的舞台，从那个领导手里接过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获奖证书，和一个装着二百块钱奖金的、同样是红色的信封。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为我鼓掌的老师和同学。
我看到了曾文静，她也在鼓掌，只是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又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脸上带着得体微笑的妈妈。
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有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甚至是可耻的负罪感。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这份负罪感从何而来。
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庙会上，被大人用几颗糖哄着，去偷拿了别人摊位上一个漂亮风车的孩子。
风车在我手里，转得越是鲜艳，越是好看，我心里就越是发慌。
